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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所说的主体，是被固定在一定的社会伦理关系中的社会主体，其主体意识，只能是社会的群体意识或整体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进行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可见，民本思想在新时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诸多启发、推动和实践意义。认为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等说法，表明民本思想的雏形已形成。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明中叶以降，中国哲学又处在与西方文化、宗教、哲学碰撞、交融的过程中。这套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乃是赋予象数体系以自然哲学的内涵以及丰富和完善这套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

这其实是对象数体系的使用边界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认为易象体系的作用在于解释经典。离开象数，义理将沦为无根之木。凡此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此后，无论是宋代义理学的发展，还是图书之学的诞生，都试图通过重新定位象数与义理的关系去完善《周易》的理论体系。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使得《周易》的象数体系能够更为完整的与周天之数相配。

而魏晋之后，人们试图从有形、有象之中寻求可以统摄有无的道，这样象数体系就不仅仅是外在物象的简单模拟，而是一让道显现的过程。6董春:《易道的显现与感通:以象为枢机的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汉代易学尤其是东汉易学为了达到象数体系和卦爻辞文字一一对应的目的，新增了卦变、消息、互体、升降、纳甲等方法。8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16页。

程颐之意，乃是古人由经而明道，义理需要通过阅读经典而体悟，而后人却将二者颠倒过来认为须先学道，方能去读经。也因此这套象数体系就不再仅仅是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而是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王弼通过对《老子》之本末有无的创造性诠释，开出了道家的形上新意。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

排斥义理而单纯的将象数，则会遮蔽《周易》象数中深刻的哲理内涵，而使得象数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22张其成:《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3年,第109-110页。

汉代之际的易学家们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一套具有完整逻辑体系的自然哲学形态，将卦象符号、卦爻辞与宇宙流行、人伦日用的联系规律化、系统化，使得易象体系进一步完善。13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与郑玄同时期的荀爽，其学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义。如果说是无形，那么必然无象，正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在丰富了易象逻辑体系的同时，也使得这套象数体系丧失了其生机和活力。经由历史的发展，这套象数体系形成了一种以象的流动与转化为基础的一种动态体系，展现了《周易》所特有的阴阳变易之道。王弼对无的这种理解，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作为终极根源的那个道，如何去描述和表述的问题。二是对象数义理之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点明了阐发义理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这套象数体系是以《周易》的阴阳符号为基础，最初表现为一种具象语言，即通过卦爻象与有形世界的结合去讲述宇宙自然生化的过程。故这一时期，易学发展多以传承为主，倡导《易传》之义理，正如皮锡瑞所言：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这不仅进一步细化了《周易》这套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而且将阳尊阴卑、居中得正的价值理念应用到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中，试图以此井然有序的象数体系来阐述其对于宇宙社会各得其正、井然有序、和谐通泰的理想。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2页。

强调人只有融入到‘阴阳之道的生化流行当中，才能理解这个‘象。因此汉易之象数结构虽然精妙无比，但是其对于易象的理解却过于固定化和机械化，失却了象语言的本真。

在易学理论体系中，象既指外在于我的世界当中的物象，同时也指六十四卦的卦象，汉代象数易学家们为了寻求物象与卦象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发明了一个又一个的象数体例。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综上，象数注经派的诞生乃是在东汉政权及经学危机的双重影响下，人们对于易学如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一种思考。11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50页。

这使得易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宇宙论哲学之高度，以符号思维的形式展现了儒家经学之自然与社会和谐一致的诉求。2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第1928—1932页。

故对《周易》象的理解，既要把握其以阴阳符号所组成的整个卦的卦象，还要理解其各爻由于阴阳、位置不同而代表的人事之象。这乃是因为《周易》中所包含的象乃是人类在对外在事物直观的基础上凝练而成一种符号意识，这种符号意识源于感知，但是却又高于感知，它不仅是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知，还是占筮主体通过特定的象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与其当下的生活相结合的媒介。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综上，经由孟、焦、京的努力，西汉象数易学体系逐渐成型。

如就某一点而视之其是可观、可视的有形之物，但就其整体而视之则其是生生不已的过程。其内核是 ‘以德配天的伦理诉求，其形式则表现为以卦爻辞来梳理卦象间的阴阳之序，其功能则是沟通天与人之关系，使既有的政治等级制度看上去更加神圣、肃穆和庄严，进而对社会制度起到巩固和强化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宋代义理学派在象数体系的逻辑形态上基本上没有创新，而是将其重心放到了为儒家的道德之学寻求一个形上依据，以儒家之仁去代替王弼易学中的无。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基础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论，象数语言所指称者乃是世间具体的有，也因此在汉代易学的理论体系中过于注重有与有的一一对应关系。

故在《易传》诸篇尤其是《彖传》《象传》《文言传》诸篇当中，特别注重强调易象体系的德性意义。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易象作为圣人表意的重要手段，只有真正地理解了这套易象体系，方能体悟圣人之意。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象数体系，但是相较于前人而言其主要的功劳在于对象数体系的传承而非发展上，故在此不再赘述。具体而言王弼的创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汉易所建构的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进行了反思。

作为东汉象数注经派的集大成者，虞翻一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丰富了象数体系的逻辑架构，将阴阳消息之道视为易道之根本，并依此阴阳消息变化之说为核心建构起了一套卦变学说，将《周易》的六十四卦象数体系融为一体。【12】荀爽将阳升阴降作为象数体系运行变化的最根本原则，进而认为这一原则亦是宇宙运行、人事更迭的根本规律。